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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天通”：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

国家宗教转向

刘伟，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第6期

摘

要

“绝地天通”与其说是历史事件毋宁说是宗教事件，仅从历史、哲学角度去探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应从宗教层面切入，结合神话及其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综合讨论，才能真正做到对“绝地天通”的全面理解。“绝地天通”所涉及的上帝、皇帝、颛顼、重、黎和巫觋是“超自然力”，具有“神秘”特质。“上帝”与“皇帝”所指各异，“上帝”的地位高于“皇帝”，“皇帝”指颛顼，“上帝”应为至上神。颛顼能安排天上诸神位次，统领所有神灵，具有半人半神特征，被后人尊为神。重、黎能上天下地，被人视为火神；巫觋能出入阴阳两世、沟通天地神灵。“从诸神无主向上帝主宰过渡，至上神初见端倪”“巫觋从主导降为从属，神职人员层级逐渐形成”“自然崇拜融入血统，祖先崇拜开始彰显”是“绝地天通”创新的主要体现。这不仅是巫觋专职化、王权神圣化的逻辑起点，而且促使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古代国家宗教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也使原始宗教的核心要素得以传承创新，成为萨满教与民间信仰的底色及其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或许正是“巫史传统”形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关键词

绝地天通；民神关系；巫史传统；神性；古代宗教；宗教理论

在中国古代，“绝地天通”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宗教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宗教形成的重要标志[1]（P78），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1]（P85）。既然是宗教改革，势必经历了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过程，对其后古代宗教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目前来看，学界对“绝地天通”的研究多从史学、哲学及神话等层面切入，从宗教学层面探讨的不多，而且是蜻蜓点水，不深刻、不全面、不系统，缺乏深度和广度。基于此，本文结合当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从宗教学层面切入，运用宗教学理论对“绝地天通”做全面系统地研究，以期对当前研究成果有所拓展。

一、“绝地天通”研究评析与问题提出

从目前学界对“绝地天通”的研究来看，在资料采用和研究视角方面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在资料采用上，重视历史文献，忽视神话记载。先秦文献关于“绝地天通”的记载主要有三处：《尚书·吕刑》《国语·楚语》和《山海经·大荒西经》。《尚书·吕刑》记载相对比较简略，只是以“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一笔带过。几百年之后，楚昭王对此记载不明处向观射父请教，便有了《国语·楚语》里面较为详细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相关记载虽然比《尚书·吕刑》略微详细，但由于《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被当作神话，可信度不高，学者鲜有采用。由于《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属于历史文献，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绝地天通”的记载完全采用了观射父的观点。基于此，学界对“绝地天通”的研究多以《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为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基本被忽略。其二，在研究视角上，学者对“绝地天通”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且多从史学、哲学的层面切入，从宗教学层面研究深度不够。“绝地天通”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存在诸多争议。一种看法是彻底否定，认为“绝地天通”根本不存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书经中的神话》中认为，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是纯粹的神话故事，观射父的解释使神话被历史化[2]。顾颉刚以司马迁《封禅书》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录一字”等资料为据，认为“绝地天通”相关记载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3]。黄玉顺认为“绝地天通”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历史事件，而是一次观念上的历史事件[4]。另一种看法则完全相反，认为“绝地天通”是历史事实。苏秉琦通过对出土文物“玉琮”的分析认为，“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5]。张践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大约无可怀疑”[1]（P85）。从目前来看，学界普遍认为“绝地天通”反映了从“民神同位”到“民神异业”的历史进程，是巫觋专门化的宗教改革事件和权力集中化的政治事件[6]。

由于“绝地天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