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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三酒

我现在时常回到曾经生活、学习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团场，主要任务是喝酒，喝三种酒。首先是寿酒。在连队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曾经教过我小学、初中、高中的恩师，我团场同学的父母，如今差不多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有的已经八九十高龄。这些和我父母同辈的老军垦如今赶上了好时候，过上了好日子，都有自己的离退休工资，幸幸福福安度着金色的晚年。他们的儿女都是孝子，都想在父母过七十大寿、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的时候让老人乐呵乐呵，感受到亲情、友情、乡情的温暖。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晚辈当然得赶回去赴情感大宴，让老人的心灵得到一次彻底的滋润。其次是喜酒。我们这帮同学都已经年近花甲，其中的老大哥老大姐已经六十郎当了。早生贵子早得福，儿女也到了谈婚论嫁结婚生儿育女的年龄。长江后浪推前浪，军垦事业后继有人，这可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我们这些当叔叔阿姨的当然得踊跃举杯。喝老军垦的寿酒时我们觉得自己还年轻，这会儿接过侄儿侄女们敬来的酒，我们才知道自己早已加入到夕阳红的行列。比起老军垦，我们深感自己为连队、团场奉献得太少太少，羞对前辈，愧对后人。最不愿喝又不得不喝的是丧酒。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每个人迟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当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自己在连队、团场从小就叫惯了叔叔阿姨的人去了，心里却很不是个滋味。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听着介绍逝者生平，那熟悉的一幕幕如在眼前。每参加一次老军垦的葬礼，就等于是回顾一次连队的历史，团场的历史，兵团的历史，就受到一次兵团精神的教育，就使灵魂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一次又一次回团场喝酒的经历中，我记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教过我初中语文的邵兴元老师退休后要返回老家江苏昆山定居，和他在连队简校共事多年的杨载瑶老师执意要为他送行，就在送行的酒桌上，杨老师感伤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魂归四川宜宾安边镇故里……邵老师由被送行者成了“送行”者。返回故乡仅一年多时间，他也追随杨老师而去了。两位老师一起在连队度过了最艰难的“文革”岁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两句诗不仅可以用来讴歌爱情，亦可以用来讴歌友情，元代大诗人元好问的千古名句在两位恩师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高中同学刘学芬的老公公，当了一辈子保管，人称“抓子钩”，即铁面无私之意，工作几十年，没有把公家的任何一件“针头线脑”拿回家，他的十指关也没有让任何一个自私的人占上公家的便宜。“抓子钩”大名鼎鼎，团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人的真实姓名反倒没有几个人能记得。老人病逝后留下了一大摞大大小小、厚薄不一的笔记本，把公家和自己家的每一项财物收支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堪称无价之宝。在连队，在团场，总有那么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名号特别响亮，说是连队、团场的历史文化符号一点也不为过。不知道他们，就绝对不是正宗的连队人，团场人。我忘不了回“家”喝过的一回丧酒。小学同学董永昌的父亲，全团人都叫他“董没（读mo）牙”，那是战争年代留给老人的“光荣”。董叔叔尽管很早一口牙就几乎没了，但天性乐观，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当了一辈子管理员也毫无怨言。离休后仍是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拉这拉那，自得其乐，助人为乐，始终不肯闲着。他还是团机关夕阳红老年舞剑队的骨干成员，八十多岁了仍身板硬朗，很少生病，每天还坚持看老干部门为他订阅的《生活晚报》和《金秋》杂志。这样好的一位老人，居然就因为一起完全是由一个混账“二把刀”造成的车祸而丧失了有特殊价值的生命，我们这些敬重他的晚辈本来是准备要为他过九十大寿的呀！永昌含着眼泪说：“父亲活了84岁，应该算是高寿了，可是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告别人世，怎能不让儿女万分悲伤！”无论是寿酒、喜酒还是丧酒，每一场酒都在让我们踏进连队、团场、兵团的历史，是一次次寻根，是一次次加油，是一次次充电，是一次次吸氧，是一次次拔节，奋发向上！

（图片选自网络）

作者简介：

蒋晓华，中国作协会员，新疆伊犁州作协副主席，曾任四师可克达拉市作协主席、文联主席。“八千湘女”后裔，著有散文集《在惠远脚下》《自己》《农四师老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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